由藝術來考古，發現埃及六千年來的生態變化

跟現代人不同的，我們的祖先比起我們，有更多的機會觀察自然；而古埃及的人們，將他們對自然的觀察，化為繪畫。他們不只是畫在法老的陵墓中，遠在金字塔建造之前，古埃及人對大自然的觀察便已經形諸於繪畫上了。到古埃及文明時代，由於他們相信死亡只是暫時的，法老終將復活，因此陵墓中的繪畫，大部分也都是根據當時世界的狀況來繪製。就如數萬年前繪製在法國洞穴中的壁畫一樣，埃及金字塔中的壁畫，某些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埃及的生態世界。

獵獅。圖片來源：wiki

最近，聖塔菲研究所（Santa Fe Institute）的定量生態學家Justin Yeakel，結合了古生物學、考古學與藝術，重建了六千年來埃及地區的生態變化。 

他們發現，六千年前的埃及風景，要說類似撒哈拉沙漠，不如說更像現在的塞倫蓋蒂（the Serengeti）：史前岩畫上有河馬、長頸鹿、大象、狷羚（hartebeests，Alcelaphus buselaphus）、與狐狸；到了五千年前，還可以看到鴕鳥跟山羊（ibex）出現在慶典用的盤子上；等到更近的時代，狩獵的繪畫便出現在金字塔內的壁畫上了。

研究團隊發現，六千年前的埃及，有37種大型動物；但是，到了現代，只剩下8種。在氣候和土地利用發生最劇烈的轉變時，當地的生態也發生最戲劇性的變化。五個大轉變中，有三個與尼羅河谷大乾旱在同一時間發生，這也可能影響到朝代的興衰。第四個轉變發生在現代埃及工業化的以及人口增長的時刻。

 研究團隊探討是否有些生態系統比其他的更脆弱。雖然無法完全得知過去的這些動物之間在生物鏈上的關係，但是基於這些動物的大小，研究團隊們也能建立出一個大致上正確的生態系統（對照現代非洲的系統，大約有74％的正確性）。然後，他們探討每個生態網絡模型的穩定性，試圖找出為何一個小的變化導致整個生態系統的徹底崩潰。

最古老的生態系統物種最豐富，彈性也是最大的。但是，隨著時間過去，每個物種的滅絕，使得網絡變得越來越不穩，使得特定物種變得更容易自行崩潰。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，野豬、白色羚羊、以及豹的消失，使得整個生態系的穩定性急劇下降。當生態系統失去了多樣性，便失去了系統冗餘，造成每個物種的重要性被放大；於是現在僅剩的八種大型哺乳動物，包括條紋鬣狗、金黃豺、與埃及狐狸等，比過去一萬兩千年間的任何時刻都更加脆弱，且其中有些已經陷入困境。這八種動物中的其中幾種，包括羚羊、野山羊和巴巴利羊（Barbary sheep），同時成為幾種掠食者的獵物，這造成其中一種羚羊已經瀕臨滅絕，而巴巴利羊，比起三十年前，則越來越少在西部的沙漠看到牠們了。

藝術記錄提供了一個不尋常的機會，使得研究人員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尺度上進行現存物種的絕種風險（extinction risk）預測。回望歷史，研究人員發現，理論上較為敏感的物種，真的也越早消失。

當然，光憑著藝術記錄是有風險的。尤其在古埃及文明開始發展以後，由於陵墓的壁畫是有文法的，因此也有其他的研究人員提醒研究團隊，出現在陵墓壁畫上的動物，不見得一定就出現在當時的埃及；除了文法的考量之外，古埃及文明後期的藝術家們也有可能模仿前面的藝術家留下的作品。

當然，這些因素都應該被考量在內；不過，對照六千年前的紀錄，與現在埃及的生態，縱使無法百分之百反映當時的狀況，應該也可以大致上呈現古往今來的變化。就如唐朝的人隨手記下「開元、天寶之際，耕者益力，高山絕壑，耒耜亦滿」，在我們現代人看來，這代表了因為人口過多，山坡地都被拿來開墾，生態已經被嚴重的破壞，環境崩壞就在眼前。而果然在晚唐時，因為地球進入了小冰河期，亞洲氣候開始轉變為寒冷多雨，加上水土保持不良，便造成了晚唐時黃河不斷決堤，加上安史之亂以及藩鎮互相攻伐造成的破壞，唐朝自此一蹶不振。因此，筆者也認為這些文學、藝術上的紀錄，雖然有其不準確度，但仍可做為參考；而如果再加上古生物學與考古學，準確性應該可以進一步的提高，參考價值應該也就不能算低了，不是嗎？

參考文獻：

2014/9/8. Clues to animal extinctions found on the walls of Egyptian tombs. Science Now.